更讓蔡仍生氣的是，日本不僅不跟自己貿易，還制定了鎖國的政策（“渡海制”），另外還出臺了禁止私自購買遼東物品的“禁購令”、限制了遼東商人過于頻繁來日的“年紀制”等一系列禁令（即“十二禁制事”）。
后來，蔡仍從王守成那里得知，日本為什么會采取“鎖國”的外交政策。
首先，唐朝的解體，讓日本開始對學習外國的文化存在反思。
日本在自身“奈良時代”開始就積極地汲取盛唐的文化跟制度，因此迎來了發展的高峰。
但在奈良時代后期（平安時代前期），唐朝的一些制度在日本出現了“水土不服”的現象。
比如日本的班田制是仿照唐朝的均田制而制定的，是律令制土地制度的根本法，其內容為：“凡六歲以上公民，由政府班給口分田，男子二段，女子為男子的三分之二，官戶奴婢與公民相同，家人、私奴婢則給公民的三分之一。有位、有職、有功者，按位的高低，功的大小，班給相應的位田、職分田、功田等。除口分田之外，還相應給以若干宅地和園田，為世業田，若絕戶還公。班田每六年一次。所受之田不準買賣，若受田者死亡，由國家收回。”
這種制度就是先編戶籍然后按人口分田。
可是后來在貴族的特權干涉下，這些田地變成了貴族的私有財產，而且班田制下的農民在社會經濟發展后開始背負上稅收的重擔，結果造成農民的大量流失，聚眾鬧事。
尤其是唐王朝的解體，更讓當時日本的統治者開始反思外來文化對國內的影響。
其次，唐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對日本統治者的統治構成沖擊。
遣唐使來到唐朝學習，然后將當時唐朝的一些先進的文化、經濟還有政治制度帶到日本。
其中在六世紀中期，日本引進了佛教。
然后，奴隸主和貴族們將佛教變成了政治斗爭。
比如，圣德太子和蘇我氏族就是利用佛教獲得的政權。
圣德太子是利用佛教獲得的政權的，對佛教的重視是自然而然的，因此佛教便被奉為國教。
可這樣對信奉日本本土教派的勢力便會帶來一定的沖擊。
而這種沖擊亦將會反作用于日本統治的勢力。
再次，海外貿易帶來了管理的麻煩。
日本大宰府在七世紀成立，最初是管理西海道的九州三島和公派使節的出發回歸等事務，之后開始接待外國使節。
到了九世紀，大宰府開始作為朝廷的代理機構管理對外貿易。
那時，外國商人到日本的住宿與飲食等費用皆由大宰府負責，除此之外也不需要繳納關稅。
別以為日本人這是傻——他們這樣，就可以大大減輕與日本進行貿易的商人的費用，進而就可以刺激更多的商人到日本開展貿易活動。
而作為日本朝廷機構的大宰府，有采購任務——其主要職責就是用黃金來采購日本朝廷特別是日本皇族需要的商品。
由于采購的數量巨大，而且大多都是奢侈品，因此，便讓日本內部的一些貴族的需求得不到充分的滿足。
于是，商人一來日本，日本人就激烈的爭搶。
如此，便會促使價格提高，跟產生走私交易。
盡管日本的統治者試圖通過制定官符來限制哄搶和走私貿易，但是效果很不明顯。
這樣就給日本統治者帶來了巨大的管理壓力和管理問題。
再其次，也是最重要的，國際貿易加劇了日本本土的黃金外流，以及降低日本朝廷和日本皇族的權威地位。
隨著九世紀后日本外貿逐漸增多，管理困難和無力支付大量黃金的問題凸顯出來。
日本的統治者為了控制交易數量，為了確保日本朝廷特別是日本皇族能夠獲得足夠的外國輸出品以顯示權威，則繼續保持國家貿易為主的對外貿易體系。
為此，日本朝廷采取了一系列的規定跟措施，來控制外商跟民間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