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二品，文官兩百八、武官三百六。
正三品，文官兩百六、武官三百二。
從三品，文官兩百四、武官兩百八。
過了三品這個檻，文武的月俸下降有了一個斷崖。
正四品時，文官二百，武官二百六。
從四品，文官一百八、武官二百四。
正五品，文官一百六、武官二百二。
及下依次每級遞減二十貫到正七品，文官為八十貫、武官為一百四十貫。
從七品，文官七十貫、武官一百二。
正八品，文官六十、武官一百。
從八品，文官五十、武官八十。
正九品，文官四十、武官六十。
從九品，文官三十、武官四十。
還有便是沒有品軼的公員和普通軍人，都是二十貫。
按照這份俸祿草案，及時是不入品軼的公員、軍人和首輔大臣的差距也才堪堪二十倍，比起大宋頭重腳輕的巨大鴻溝要良性許多。
唯獨有一點就是低品軼的文武官員，俸祿太高了。
大宋一個赤縣的縣丞，從七品的文官，月俸才不過三十五貫，而到了駱楚這里，卻一口氣翻了一倍達到七十貫。
還有一點就是武官的月俸漲幅最大。
以寇仲為例，他早前是右千牛衛將軍，從三品，月俸不過一百二十貫還沒有職俸田，在大楚這，從三品的武官卻達到兩百八十貫，和從二品的文官一邊高。
這也是駱永勝做主定下來的。
“武官要打仗，會死人，危險性比文官要高，自然理應多一點。”
雖然提了俸祿，但是財政的狀況反而會變的更良善，因為駱永勝決定著手裁員，精簡大楚的公員編制。
在早前的大宋，單單光一個江西，就有亂七八糟的各種官員胥吏三萬兩千七百余人，全國官員在景德四年時竟然高達五十七萬八千余人。
這意味著全國每一百名百姓就要養一個官、養一名禁軍。
這個比例乍一聽似乎并不可怕，即使是對比后世，都算的上極其良性了。
但是賬不能這么算，更不能忽視客觀的生產力條件。
這一時期，一個百姓的月收入很難達到五百文，這還是戰亂前的洪州，更偏僻和荒涼的地方，百姓的收入可能只有一兩百文。
把天下的百姓拉個平均數，三百文，一百人一個月才三十貫。
而一名禁軍、一個官員，兩人的月俸加在一起最少也得四十甚至五十貫。
這種嚴重的超標，會給百姓帶來極大的生活負擔。
這也是為什么東京城甚至比一千年后的現代一般城市還要繁華，而地方卻苦的連飯都吃不上，頻頻造反。
宋朝嚴重時，天下一年五到十反。
喝天下血養以東京為中心的京畿圈十幾座城市，養天下的冗兵冗官，地方焉能不窮不苦。
趙恒在位期間，有一段時期被稱為咸平之治，所頒行新政中有一條仁政就是裁官。
其在位的第一批裁員在宋史的記載中就高達十一萬人之巨。
相當于精簡了全國五分之一的公務員隊伍。
窮苦農民的生活壓力和負擔自然得以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