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韋珣還是開了一道口子，他知道在幾十年后信息爆發，電影行業會蓬勃發展，從而形成一種文化入侵和文化宣傳的重要手段。
而韋珣做的就是參考華夏老一輩藝術家的成長，決定由國家在藝人中挑選佼佼者，冠以藝術家之名。
至于那些藝人，依舊是賤業。
因為韋珣明白，這類人多了去了，沒了一個后面還有幾十個。
為了避免出現后世某些人發布辱華言論，歡天喜地去參加靖國神社婚禮，然后華夏沒有相關的法律法規制裁他們，韋珣還下來刑法部門制定了相關法規。
第一項就是遺忘歷史罪和侮辱先烈罪，藝人一旦被切實的證據舉報，就會對藝人進行抓捕，對藝人所在公司處巨額罰金，對藝人處三年以上二十年以下刑法。
敢有人宣傳什么南京大屠殺日本人沒罪惡，歡天喜地參加靖國神社回力，穿著旭日旗這類人，都得坐牢去。
第二項是煽動輿論罪，對于那些煽風點火蹭熱度的行為，一旦被查到是歪造扭曲事實，借用輿論傾軋的，一律等同于誹謗罪，且處置的量刑也是三年以上。
第三項則是公眾人物德行虧失罪，潛規則、包養、離婚復婚再離婚、出軌、賭、毒、嫖等有負面影響的行為，依舊會處巨額罰金和五年以上的刑罰。
除了這些，還要其他如限制雇傭隨員，禁止擾亂社會秩序等條例約束。
幾個罪名，在韋珣看來極有必要。他可不想看到后世某些所謂的割割能封路，明星優先路權，綁架粉絲抨擊社會等行為。
藝人可以賺錢，可以當作職業，但不可能高人一等。
因為在韋珣看來，一個藝人再怎么樣，他做出的貢獻也不一定比一個教師一個工人多得多。
即便他們可以帶來不錯的稅收，然而一個國家娛樂至上，娛樂致死的可怕一直警醒著他。
后世的追星，飯圈更是讓他恨得咬牙切齒。
正所謂：烈士墓前瓢落葉，戲子幕前鬧緋聞，功勛卓著無人問，明星離婚頭條呈。
既然來到了一個他可以做主的時代，他的目的就是建設一個他理想中的華夏社會（不是政體）。
高尚與否，不應該以金錢和稅收來衡量，貢獻的多少不該以金錢的衡量。
藝人因為其多處于熒幕之中，或因顏值、或因才華，必然會有一些人受到親睞。
然而韋珣就是要將民眾對藝人的態度擺正，將后世那種浮夸的追捧和崇拜、甚至是比對父母和國家還“愛”的畸形態度。
將藝人打為賤業，然后引導他們可以欣賞，可以因其獲得愉悅，豐富生活。
這才是藝人真正的用處，也是韋珣希望的。
但對于那些真正德高才優的人，韋珣愿意將其冠以藝術家的名字，脫離藝人是賤業的范疇。
這是韋珣從實際意義和身份地位上將藝人劃分階層以辯云泥的辦法，更是韋珣對藝人的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