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如果宋朝的歷代君主意欲攬權，則會被視為“越俎代庖”、侵占政府的正當權力，因而免不了要遭受群臣抗議“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奈何侵之乎”“天子而侵宰相之權，則公道已矣”所以即便是皇帝本人，也不敢公然與士大夫的治理共識唱反調，連一向強勢的太宗皇帝也不能不承認，“無為之道，朕當力行之”；真宗亦自言“朕未嘗專斷”；仁宗更是“虛君”的典范，“事無大小，悉付外廷議”，當時有人評論說，“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卻會做官家。”
皇帝如此軟弱無為，竟然導致有些諫官都看不過去了，質問仁宗“今政事無大小，皆決于中書、樞密，陛下一無可否，豈為人主之道哉”仁宗自己是這么認為的“屢有人言朕少斷。非不欲處分，蓋緣國家動有祖宗故事，茍或出令，未合憲度，便成過失。以此須經大臣論議而行，臺諫官見有未便，但言來，不憚追改也。”所以宋人自認為，漢唐以下言家法者，莫如我朝；我朝家法之粹者，莫如仁宗。
按說作為來自現代社會的趙昺應該十分樂于接受這種民主共治思想，但是他現在卻難以接受。當然這不止是他對于權力的貪戀，而是因為這種不純粹的民主實際上已經成為皇權和相權之間爭斗的根源。若是在和平穩定的時代，他尚可接受。可在這動亂的時期，這種民主便成了致命的缺陷，使得君臣之間相互扯皮，政府效率低下，執行力被削弱，結果只能是戰略上往往被動、滯后，戰術上處處挨打。
所以趙昺以為非常時期當行非常之法，他不期望自己能夠成為一個獨裁者，但是也希望能掌握權力，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班子，如此才能應對復雜多變的時局。他是這么想的，也是一直這樣做的，幾番爭斗下來也算是掌握了主動權。但是進入江南后，隨著江南士人的涌入官場，此前那種根深蒂固的虛君思想也隨之開始影響到朝廷的運作。
而吳家作為江南士大夫勢力的代表，理學的堅強擁躉者，那么雙方因為理念上的分歧，產生沖突是必然，即使聯姻也只能解決一時，卻不能保證長久的妥協。趙昺覺得以其等矛盾爆發，不若先一步解決這個問題，只有統一了思想，消除根本上的矛盾才能實施自己計劃。
趙昺在瓊州時想的是收復江南后，自己便可以獲得充足的財賦及人力的補充，進而可以大舉對蒙元用兵，以季風掃落葉之勢收復中原，將蒙古人遠逐塞外。但他發現現實與自己的構想還是有極大的差距的，內外形勢和面臨的情形與隋朝有著很大的相似度。
那時經過多年的戰爭，四百年上下長時間的大分裂時代，終被隋朝劃上了句號。中華民族在四百年的過程中海納百川，吸收胡族尚武之風，漢化了胡族，民族實現融合。可這“陣痛”以及遺留問題又哪有那么容易過去經過隋文帝的整合后，形勢依然不容樂觀，而隨后這個任務就落到了隋煬帝楊廣的身上。
隋煬帝此人在歷史上的評價，一個煬字就說明了問題。但是也不能因此全盤否定了其功績。他斯一上位面臨的不光有民族融合問題，尚有世家控制了文官系統，貴戚控制了軍隊實權，“皇帝”就相當于“世家聯盟的領袖”。換言之，皇帝多有掣肘，所以楊廣要鞏固統治，唯有集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