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自發隨行送葬的鮮卑武人們在剛剛離開長安的時候，也是按照北鎮舊俗載歌載舞，與整支送葬隊伍沉重肅穆的氛圍很是不大。還有隨行的官員入前詢問請示是否要將這些躁鬧之人逐走，被李泰給擺手制止了。
一則他也清楚鮮卑人送葬是有這樣的禮俗，這些人并不是在故意搗亂，二則一旦動手驅逐的話，難免會給葬禮蒙上一層不和諧的氣氛。
隨著送葬隊伍的前行，因為彼此間差別明顯的氛圍，以及同樣明顯的體量規模，那些鮮卑武人們也漸漸有所收斂，不再去刻意張揚那些舊俗，也開始學送葬隊伍中人一樣肅穆而行，躁鬧的氛圍同樣轉為沉重，有一些已經年齡不小的鎮人用著蒼涼的語調高唱起曾經流傳北鎮的鮮卑歌謠，唱著唱著，已是潸然淚下。
這世上不只生命會消亡，其他的事物也會。諸如某些風俗和傳統，或許未必會戛然而止，但當你偶爾想起的時候，往往才會發現已經許久不見。
后三國是一個動蕩的世代，也是一個交融的世代。當李泰剛剛來到這個世界不久，便已經開始思考胡漢交融的問題。
可當他真正成長為能夠掌握時局命脈的強力人物的時候卻發現，起碼在西魏政權中這個問題不成問題。
在西魏上層的政治結構當中，胡漢身份并不是政治資源分配的主要原因，地域、文武、親疏等等哪一個因素所帶來的資源分配差異都要超過了族群。
而在中下層的社會生態當中，鮮卑武人這一群體存在感越來越薄弱，關中府兵已經成為了主流武力擔當。至于民間鄉里，不管你是漢是胡都得安于耕織、繳納租調。
就如同那些自發隨從為獨孤信送葬的鮮卑武人一般，只要同路走下去，被同化、被融合已經成了必然。
可如果還要一味強調這一身份而標新立異，既然不相同道那就肉體消滅。所以哪怕胡漢矛盾比較深重和激烈的北齊政權，當晉陽武裝覆滅之后，這一矛盾便也不復存在了。
諸如宇文泰這種出身胡族的首領，或者高歡這種一定程度上代表胡族武裝利益的首領，需要去爭取漢人豪強世族的支持，以及在確保鮮卑武裝群體利益的前提下爭取漢人豪強世族的支持，所以民族政策是他們獲取認同和支持的一個著力點。
但是對于李泰這種正經出身漢人世族的首領而言，民族問題不成問題，壯大政權本身的過程中問題就迎刃而解，無非我劍利或不利。如果非要將這個問題單拎出來細致討論，這個問題反而成了問題。
在獨孤信的葬禮結束之后，參與群眾們也都紛紛入帳來拜別唐公。拋開那些因為李泰的緣故而來送獨孤信最后一程的人來說，獨孤信本身的人脈遺留也是一個巨大的寶庫。
所以李泰在接受群眾拜別的時候，也讓人將大舅子獨孤羅從草廬中引出，站在了自己的身邊，讓他有機會接觸認識一下其父所留下的這些人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