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任何事，要想有所成就，必要潛心精研，最怕的就是想當然。
就如同高務實一般，他在今日之前，對于瓷器全無了解，只知道中國瓷器天下無敵，但瓷器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譬如當下的瓷器發展、流行風潮乃至于所需原料、技藝要求等等一概不知。
而今日張氏給他介紹的三位“大匠”，則很是給他科普了一番其實還是皮毛，因為稍微講細一點他就聽不懂了。
細節毋庸贅述，總之高務實弄清楚了幾個關鍵點大明的瓷器產業，最巔峰的時期是成化朝，此后雖然花樣變化漸多，新的技術也有出現，但相較于成化時期而言，整體處于越來越粗制濫造的趨勢。
“粗制濫造”是三位大匠的說法，其實哪怕三位大匠拿出了早已精心準備的一些歷朝瓷器給高務實指點著看，高務實也覺得差別不大確實，如按照大匠們所言，弘治以前注重修胎，接痕不大明顯；正德以后，嘉靖、隆慶及近期的萬歷朝瓷器，則接痕明顯，胎體更為厚重粗糙，官窯所產的還略微好一點，民窯所產的，這種情況越發嚴重，多有“火石紅”的現象，大匠們稱之為“黃溢”。
只是，高務實覺得大匠們的要求似乎過高了一些，甚至有點吹毛求疵的嫌疑。不過他是個相信專業的人，所以對于這種說法，還是抱持肯定的態度。
三位大匠，一人姓余，兩人姓陳。姓陳的兩位大匠來自于禹州本地，乃是一對兄弟，算起來是宋時鈞窯技術的傳人。但據他們二人表示，由于鈞窯衰落已久，他們只能掌握大體技術，而有些獨特的技藝可能已經失傳，他們也只是在族中老人口中聽過制造之法，能不能仿制成功還在兩可之間。
不過張氏對他們二人的手藝十分推崇，生怕高務實聽了這兩個老實大匠的話會失望，連忙告訴兒子說她曾經讓這二位試制過兩批，雖然的確達不到鈞窯的巔峰水平，但基本還是可以達到當年鈞窯的普遍水準的鈞窯原本就少，而且專出精品，所以這個“普遍水準”其實已經是很高的水準了。
高務實表示認可，但沒有過多置評。
姓徐的那位大匠則來自于景德鎮。與宋朝時瓷器行業的全面開花不同，明代的瓷器之都已經穩穩的落在了景德鎮，其余地方名瓷雖然也都有各自的強項，但不管是論規模、論全面還是論掌握獨特技藝之多，景德鎮都是當仁不讓的霸主。
而這位徐大匠，即便是在景德鎮，也是技藝極為出眾的一位。只是這位大匠有兩個悲劇一是他只善于技術，而不善于經營，導致他家祖傳下來的私窯明明質量極佳，但卻被競爭對手擠兌得利潤日薄，眼見得連祖產都要守不住了；二是他只有一個獨子，偏偏這個獨子吃喝嫖賭五毒俱全，就是不務正業，在外頭被人設局，欠了一屁股的印子錢，生生把徐大匠給搞破產了。
印子錢就是高利貸，理論上來說大明律是嚴禁的，但實際上這都萬歷朝了，大明早就已經進了中晚期，還有幾條法律能正兒八經當真況且能放高利貸的人都是什么身份，哪里是他們徐家能夠應付
所幸高務實的母親張氏正好派人在景德鎮物色有本事的大匠，得知這一情況，立刻打著新鄭高家的名頭把這件事給兜了下來巧得很，時任江西布政司左參政李純樸高拱門生，由他出面說和，張氏把徐大匠一家欠的錢本息齊清還完，徐大匠則帶著他家私窯的幾個族人及弟子全部投入高家門下。
陳家兄弟因為鈞窯沒落已久，在鄉里只能燒些普通瓷器混口飯吃，窮得早就談不上什么大匠尊嚴了；徐大匠更不必說，理論上他現在欠高家的錢他三輩子都還不完。
張氏出身巨商大賈之家，在做生意方面可不會講什么人情，二話不說就把他們三位全都收為家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