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市”主要交易繒帛、馬匹；而“民市”中交易的商品種類就多了，除了最主流的布帛鍋釜，還有針、線、梳、篦、米、鹽、糖果之類。
其實在互市初開之時，“官市”交易所占比重更大一些，畢竟當時“邊氓畏慮，不敢貿易，虜入不市，釁怨易生。今歲且宜官為處置，使邊氓睹利，則人必樂從”。
“官市”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官出“市本”，與蒙古商民進行交易。
大明朝廷的“市本”主要由管理馬政的機構太仆寺發放，具體定額是“各邊年例市本每年二十余萬，毫不可少。”
但如果交易量太大，“市本”不足怎么辦呢則“請借客餉”，或“請發兵部馬價銀”，甚至將“各營死馬椿朋內臟銀兩，盡充市本”。
邊將領取“市本”后，遣指揮一人偕商賈往內地各種商品的產地買進貨物，然后運回互市，與蒙古商民交易馬匹。
這個高務實是知道的，因為京華不僅自己掌握民市做買賣，其本身也是供貨商，他是看過高國彥交給他的“財報”的。
曹淦對于民市的發展之迅速十分得意，說“客商歲得虜貨之利，將源源自至”。
高務實笑著夸了他幾句這事他功勞確實大，當得起夸贊。
不過這種由民間商人經營的民市，即便有京華主導，也仍然是有明一朝蒙漢貿易發展中的新事物。
根據曹淦所說“自隆慶五年北虜款貢以來，始立市場，每年互市，緞布買自江南，皮張易之湖廣。彼時督撫以各部夷人眾多，互市錢糧有限，乃為廣召四方商販使之自相貿易，是為民市之始”。
也就是說，九邊的督撫們最開始是由于官市本錢不夠用，交易不了那么多蒙古貨物，只好廣招“四方商賈”來跟蒙古人交易，四方商賈嘛，自然是以京華最強，所以民市的主導權就這么被京華悄悄拿走了。
不過京華雖然自己有不少貨物生產，卻也不是“世界工廠”，不能包產萬物，所以民市中的商貨，如曹淦就說“緞布狐皮等雜貨，來自蘇杭湖廣，由天津私港運抵，我京華商社乃運至市口”。
世間萬事萬物都有相應的聯系，這天津私港之所以貿易額一路攀升，與大明和蒙古的貿易越做越大是有密切關系的。
高務實又問了問商稅的問題，這個東西最早還是他主動對高拱提出來的，不過他當時只提了個思路，具體怎么操作的沒有細問。
曹淦便介紹說，在現在的互市貿易之中，大明朝廷按所定稅例向蒙漢雙方的貿易商民征收比較輕微的商稅，“凡夷馬商貨，各有稅例，每年即以收獲銀充撫賞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