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魯確信面前的托爾斯泰伯爵，與那位尚未出世的俄國大文豪，兩者并非嫡系祖孫的關系，很快就興趣全無。更為關鍵的，此人在歷史上屬于堅定的親英反法派，還不如波蘭親王恰爾托雷斯基。
所以，賓主雙方簡單閑聊了幾分鐘，安德魯就放下手中的咖啡杯，準備起身送客，但他僅僅是將托爾斯泰伯爵送到大廳門口。
再度轉身的時候，安德魯對著一旁的秘書貢斯當，直言不諱的說：“我不喜歡這位托爾斯泰先生，他滿腦子都是流亡保皇黨人的可悲想法，存在著圣彼得堡舊王室對共和國的一切偏見。他眼前只看見法國的野心，而且內心里非常遺憾俄國政治制度的改變，尤其惋惜其國家對英國立場的改變。”
安德魯聳了聳肩，繼續說道：“從表面上，這位托爾斯泰伯爵可能是一位高尚文雅的人，然而他在外交領域的愚蠢見解和拙劣言辭，讓我懷疑他的祖上是否真的做過彼得一世的外交大臣。”
聽到這里，秘書心領神會的點點頭，心中已將托爾斯泰伯爵拉入了訪客的黑名單中，這意味俄國大使今后很難再借助自己的私人關系，在第一時間見到法蘭西的第一執政官。
沒走兩步，安德魯看到了匆忙趕來的副官德魯奧，他隨即囑咐道：“告訴警務部的人，要他們把俄國大使及其身邊的人都盯緊一點，必要的時候，可以加上一點魚餌。”
沒錯，就是“釣魚執法”。無論是執政官安德魯本人，還是他麾下的警務部長富歇，都非常擅長這個。
畢竟，托爾斯泰伯爵屬于俄國全權大使，擁有絕對的外交豁免權，而且在最近兩、三年內，尤其是在沒能打垮英國海軍之前，安德魯還不打算與俄國人徹底搞翻臉，并在涅曼河重開戰場。
但另一方面，俄國大使身邊的人可不一定能得到外交豁免權的保護，比如說與托爾斯泰家族關系不錯的俄國商人。
需要說明的，以俄國樞密院的外交顧問大臣保羅·斯特洛加諾夫伯爵為首的斯特洛加諾夫家族，與伊凡·托爾斯泰伯爵為代表的托爾斯泰家族，屬于政治與商業方面的死敵。
1797年12月，當保羅·斯特洛加諾夫伯爵得到沙皇保羅一世任命，成為俄國樞密院的外交顧問大臣的時候，這位托爾斯泰家族的當家人就感覺非常不爽。
來自科蘭古大使的報告顯示，在去年一次圣彼得堡的私人宴會中，喝高了的托爾斯泰伯爵，居然在酒會上當眾發飆，大聲嘲諷斯特洛加諾夫家族的先祖實際為丑陋的韃靼人。所以，當一名野蠻人后裔成為帝國的外交大臣，這就是俄羅斯外交家的恥辱。
此外，在產品與貿易方面，特洛加諾夫家族與托爾斯泰家族之間有著太多的競爭。加之法國駐俄大使科蘭古，也是與堅定支持保羅一世的特洛加諾夫家族關系更為密切。
上述這一切，促使安德魯對托爾斯泰伯爵的感官，從最初的“比較有興趣”，到見面時的“不喜歡”，以及現如今的“徹底厭惡”。
如果說，遠在圣彼得堡的俄國樞密院的外交顧問大臣保羅·斯特洛加諾夫伯爵，沒有在人事任命上故意作梗，試圖“借刀殺人”，好讓法蘭西獨-裁者來修理自己的政敵，那安德魯第一個不相信。
不過，這也無所謂了。只要那位斯特洛加諾夫伯爵能夠保證法俄關系在1801年之前，繼續保持友好，一切就值得了。
算一筆經濟賬就明白了，原本在1798年7月，50天不到的時間里，就可以結束的普魯士戰爭，卻因為俄國遠征軍的介入，導致戰爭不得不延續到1799年1月，整整多出了半年時間。
事實上，人員、裝備與物質等別的什么都還好說，但法國與歐洲聯軍的軍費開銷就多出了九干萬法郎。
雖說依照在巴黎、法蘭克福與米蘭等地達成的協議，包括德意志和意大利諸侯在內的歐洲盟友們，“心甘情愿”的集體分攤了部分開銷，然而超過50%的軍費支出，依然要落到法國納稅人頭上。
需要說明的，各項開銷中包括了類似有線電報的架設，還有糧秣軍需配給的兵站倉庫。當然投入更大，周期更長的，從法國延伸到魯爾、普魯士與波蘭的鐵路網絡建設，還沒計算入內。
想到這一點，現在的安德魯又開始盤算，希望遠在萬里之外的“老大哥”保羅一世，能夠活得更久遠一點，以便于法俄兩國間傳統友誼，可以延續到柯尼斯堡到巴黎的鐵路建成之后。
在寫給巴爾干方面軍總指揮，塞律里埃上將的密函中，安德魯要求其“穩扎穩打，不得冒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