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去的途中，程子康詢問道：“光良，你覺得怎么樣？”
陳光良當即說道：“可以的，不宜拖長時間，第一是明年行情會更好，哈同說不定會變卦；第二是我們也要抓緊設計建筑，爭取在這一波行情中推出。”
程子康抓著關鍵點，問道：“這一波行情，莫非你還認為這地產不會一直上漲？”
陳光良搖搖頭，說道：“誰知道了，反正這兩三年總會漲的。對了，程經理，我想向你們大陸銀行貸款10萬大洋，抵押物就用長江地產第三個項目的未來收益，以及我打算用這筆資金購入地皮，亦可以作為抵押物。”
只要能賺到錢，自然是盡最大努力借錢。
而能借到錢的最大要求，那就是信譽，正好陳光良和長江地產就有信譽。
他這借錢都不算夸張，后世有華資地產商孫春生采取‘連環借’的方式，在短短七八年間，資產便從幾萬大洋翻至四百萬大洋；當然他也不是常勝將軍，“一二八”和世界經濟危機（1933年席卷至華夏）令房地產暴跌，錦興公司破產。
陳光良的優勢便在于，他可以選擇在1931年拋售掉物業和地皮的資產。
聞言，程子康說道：“光良，你只買地皮，不進行開發，這可不是長久之計。現在你本來就是一名優秀的地產商，何不加以利用手中的地皮，開發出一幢幢樓，不管是出租，還是售出，總比你單炒地皮的好！當然，十萬大洋的借款沒有問題，你和長江地產公司的信譽在這里。”
此言一出，陳光良是聽進去了，他發現似乎真的沒有考慮利用自己的優勢——坐擁一家優秀的地產企業。
就以‘幸福家園’為例，當初地價也就值5~6萬大洋（當然業主未必肯賣），建筑費18萬，地捐2萬，總計成本也就25萬的樣子，但他的總售價卻高達55萬大洋。
哪怕到1930~1931年，地皮價格漲到1萬2每畝（愚園路中段的優質地皮），地皮總價算18萬大洋；建筑費和地捐不會上漲（甚至進口材料還會下跌，受全球經濟萎靡的影響），總成本也就是38萬。
但那個時候，一幢樓售價1.5萬大洋都不是問題，總值能漲70萬。
想到這些，陳光良發覺——如果他將‘售期房（售樓花）’、‘分期付款’的方式，引進滬市，那么他旗下的那么多土地，豈不是足以讓他的利潤大增？
售期房，可以讓他不需要拿錢出來做建筑費，經濟壓力大減。
只要在1932年前，將這些房子（按幢賣）售出，那自然利潤滾滾而來。
想到此處，陳光良眼睛明亮的對程子康說道：“程經理說的有道理，我后續會考慮的。”
先將十萬借貸下來，再投入到地皮當中去。
后年，再考慮‘售樓花’、‘分期付（2~3年期）’推出，畢竟要到市場最火熱的時候干。
后世在1930年，滬市建筑資金高達9000多兩大洋，到了1931年，建筑資金則猛增1.8億大洋，可見這時期的地產火熱。其中，僅百老匯大廈就投資500萬資金作為建筑資金，成為滬市最高最龐大的建筑單體。
長江地產搬遷至靖安寺路（南鯨西路）的寫字樓里，面積約800平方尺，一年租金1000大洋。同時，長江地產也安裝了電話。
至此，長江地產的員工也達到八人，基本都是有一定文化和專業技術的‘白領’。
“老板，預算和設計稿都出來了！”
郭德明和陸元臺聯袂來到陳光良的辦公室，并遞上一份資料。
陳光良接過資料，先是說道：“南鯨東路那個項目，差不多要快談下來了，這次我們長江地產是顧問，主要是我做金城銀行的顧問，但長江地產也要跟著學習一下商業地產。”
郭德明和陸元臺臉上都是一喜，畢竟參與到這種項目中去，那是對專業水平的一個很好提升。更何況，今天長江地產或許還沒有實力發展如此大的一個項目，但假以時日一定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