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千年歷史，北方游牧政權似乎總是困擾中原王朝邊境安全的問題。
從武帝時期的全盛匈奴，到宋代的澶淵之盟，再到明朝的土木堡之變。
究其原因，還是中原王朝在軍事上不具備長期作戰能力。
在短期內可以與北方游牧民族作戰取得勝利。
但無法進行長期的追擊殲滅戰，也就無法徹底消滅北方的有生作戰力量。
所以常常有人問，為什么就不能直接把游牧給滅了，這樣不就沒有邊患了嗎？
先不考慮這會付出多高的軍事成本。
即便真的有封建王朝，把草原上的每一個人給殺了。
那么打下的這片土地，你總得移民過去吧？
草原環境惡劣，風餐露宿，櫛風沐雨。
夏天的野蚊子能直接把人給咬死。
任何漢民，只要到了草原長期居住，那他就是會胡化。
由此成為新的游牧。
是環境改變人，而不是人改變環境。
所以草原民族并非天生就野蠻。
他們只是因為環境限制，只能活的像個野蠻人。
那么轉換一種思路，改為直接統治草原地區行不行？
這其實也不現實。
農耕帝國與草原帝國有著不同的文明形態，與統治邏輯。
農耕文明重點看稅收，講究一個穩定。
游牧文明一年四季都在遷徙，對于這群居無定所的人。
你中央政府既無法調查人口，又無法按時找他們收稅。
甚至你收上來的稅，都不見得比得上你在草原上找人的成本。
所以要保證一勞永逸，萬世太平。
團結“非我族類”，是非常需要政治智慧的一件事。
它必須運行一套雙元雙軌，又相互依存共生的政治制度。
故此，李翊始終反對單純通過暴力，來緩解游牧之患。
這是低效、貧民、傷財的。
最佳的方式，還是加深兩國貿易，使雙邊經濟高度綁定。
這樣一來，
一旦兩國開戰，統治者就會瞻前顧后，處處掣肘。
以致盡可能地避免兩國爭端。
這其實涉及到一個現代經濟管理學的問題。
好在李翊在這方面專業對口。
當即對眾鮮卑部使者，提出了加深兩國貿易，擴大商品規模的建議。
而這建議一出，立馬招來了眾部使者的反對。
其中以軻比能部使者素烏最是不能理解，當即對李翊的主張提出質疑。
“……丞相之見，皆為坐論，非圣人之言。”
“我等雖為邊鄙，亦嘗聽聞漢家有云：”
“——天殖貨財，皆有定數，不可盡出。”
“夫商賈之道，不過徙貨易位，豈能無中生有？”
“昔糧肉不足以飽胡漢之口，今經籌算，反能足食。”
“此何理耶？”
素烏所提出的觀點，其實代表了整個封建時期人們的觀點。
在他看來，不論是胡人還是漢人，他們的貨物都是有限的。
不可能無止盡的拿來交易。
也就是司馬光說的，“天下之財，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
認為天下的財富有限，不在老百姓手里，就是在官府手里。
后世很多統治者都沒能逃出這個刻板印象。
這其實還是受傳統儒家士大夫的影響，
認為生產力是不能被解放、被發展的。
全天下的財貨就那么多，不管怎么變法，無非就是看蛋糕怎么分。
而不會使蛋糕變大。
后世許多變法家，也只是在考慮如何分蛋糕，而不是在想該怎么把蛋糕做大。
在這方面，其實王安石的理論是最符合現代經濟學的。
王安石提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