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面的白肉吃起來跟木薯很像，明明是水煮的卻依舊卡嗓子，中間的芯纖維粗糙塞牙，總之這玩意不好吃。
徐光啟見皇帝伸著脖子咽得難受，眼皮直跳，王承恩連忙遞過來一杯茶水讓皇帝順順喉。
“徐侍郎，你打算在北方推行甘薯種植，有何難處，需要朕如何支持呢？”朱由檢問道。
徐光啟胸有成竹，論說起來自然是滔滔不絕，他于是朗聲道：“啟稟陛下，首難在于‘民不信其利，官畏其煩’。北地百姓素重麥粟，視甘薯為南蠻異種，恐其‘味不如谷，藏不如粟’，更憂試種失敗荒蕪田畝。
臣于天津試種時，鄉老便稱‘薯根豈敵五谷？毋亂祖宗田制！’；地方官亦多安于‘農桑舊法’，若無朝廷旨意，必以‘試種需費、收成難料’為由拖延，正如臣在江南推廣時，府縣起初亦持觀望態度，直至撫臣親勘才得施行。
懇請陛下降《勸種甘薯詔》，曉諭天下‘甘薯可當荒歲之糧，一畝收數十石，其利十倍于谷’，并令戶部將種植成效納入地方官考成，種有成者升賞，怠惰者參劾。
次難在于‘種秧難北運，寒土難育活’。甘薯喜暖，江南育秧運往北方，數千里陸路，春日寒風易凍壞，夏日酷暑易腐壞。臣試種時以土筐裹秧、沿途澆水，仍折損過半；且北地土壤多堿，春播地溫低，薯種易爛。
臣在天津采用‘客土法’、‘暖窖法’，雖使薯種發芽，但工本甚巨。
故請陛下于順天府設官員專司甘薯育苗，撥內帑于淮安、濟寧各建‘育秧暖房’，以陶缸盛沃土育秧，待清明后用官驛快馬遞送北方，運費由戶部核銷；令工部燒制‘陶制育秧盆’分發各州縣，教民以牛糞、草木灰拌土育苗。
終難在于‘荒年易盜掘，豐收易賤賣’。甘薯埋于地下，豐收之年易遭流民盜掘，今歲山東饑荒時，便有‘掘薯充糧，田主追討致斗’之事；若一州一縣獨種，豐收則糧價暴跌，如福建引種時，曾因商販囤積，薯價賤如泥土。
因此，懇請陛下令刑部定《盜掘甘薯罪》，凡盜掘他人薯田者，按‘竊谷罪’加二等論處，地方官縱容者連坐。
陛下，甘薯雖微，實系國本。北地若廣種此薯，遇荒年百姓不致流離，兵餉可足；豐歲谷薯兼收，倉廩可實。
若蒙準行，臣愿親往順天、河間二府督種，以三年為限，必使北方田野皆有薯根，不負陛下愛民之心！”
“命戶部于北直隸、山東各府設‘甘薯常平倉’，豐年以每石銀五錢收購，荒年以三錢平糶，價差由國庫補虧，兼可作軍糧儲備。”
朱由檢點了點頭，又搖了搖頭說道：“朕以為種植甘薯一事難以推行，最根本是因為朝廷的稅收，收五谷而不收甘薯。
甘薯可以作為應急的糧食，卻不能作為國家儲備，因為甘薯不耐儲存。人偶爾可以吃甘薯，但是吃多了卻容易脹氣，所以甘薯并不能作為主糧種植。但甘薯最大的優勢是可以在不能種植五谷的地方種植，就比如現在的陜西。
古人云‘大旱洪水之后必有蝗災’，蝗災之下五谷絕收，甘薯卻不為蝗蟲所喜，這就是甘薯的一個好處。甘薯喜溫其實并不喜濕，保苗之法太過靡費，可以嘗試直接用甘薯切塊來種植。”
“陛下對于甘薯竟有如此深的研究？！臣佩服。”徐光啟恭維道。
朱由檢撇撇嘴，說道：“朕近日反復思量，一條鞭法看似簡便，實則苦了百姓。不如改回以往的稅法嗎，依據比例征收實物稅，由官府統一折賣后再繳銀入庫，徐卿以為如何？“
徐光啟聞言，皺眉說道：“陛下仁心可鑒！此法確能免去商賈壓價、胥吏勒索之弊，只是
官府增設采買、儲運、變賣諸環節，勢必要增派差役、修建倉廩，加之各地物價參差，稍有不慎便會入不敷出。貿然改制，恐稅收不增反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