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攔黃壩”不一定就是字面上將黃河一刀切斷的鬼才工程,它以一定的角度迎接河水的沖擊，引導黃河轉向，雖然同時也面臨著復雜的水文、受力和泥沙沉淀問題。
后來乾隆朝的時候也修建過“攔黃壩”,那就是一道經過慎重論證后修建的、更具有正面意義的水利工程。
而董安國這道“攔黃壩”,一開始在紙面上,并沒有太大問題。至少索黨的高層是通過了的。
董安國制定計劃的時候也有他的邏輯。
黃河攜帶泥沙量巨大，越是到了下游,就越發淤積河道，抬高河床,形成危險的“地上河”。尤其是黃河不光光是禍害自個兒,先是在遇到“京杭大運河”的時候禍害運河,奪淮入海后是連著淮河的下游一起禍禍。
水利最為敗壞的那些年，那是堵完黃河堵運河,堵完運河堵淮河。被堵住的河水就瘋狂漫出、改道,而原本水道周圍就面臨著河水斷流。旱的旱死，澇的澇死，唯有“民不聊生”可以形容。
靳輔在任上的時候,最大的功績是疏通了運河。八年時間修出一段漫長的與黃河平行的中運河,解決了黃河和運河交叉的問題,從此運河被黃河泥沙堵塞的時間周期被大大拉長了。水利是不可能徹底解決問題，從此高枕無憂的，如靳輔這樣能夠延長壽命,就已經是足以載入史冊的功績了。
然而運河好了，淮河依舊沒好。黃河在與運河分道揚鑣之后就匯入了淮河的故道,搶著淮河的下游入海。這件事情大約發生在金代，距康熙朝已經五百多年了。
經過黃河泥沙幾百年的沉積，顯而易見地把淮河的出海口段給填平了。淤積的黃河水和淮河水無處可去,便在淤塞的地方形成了洪澤湖，甚至去搶長江的水道入海。淮河與長江之間那還是有相當遠的距離的，中間水澤泛濫不知道要死多少人，淹多少富庶之地。
靳輔之前的想法，也是最保守的辦法，引導著黃河和淮河匯合后的水流繼續走淮河故道入海。地上河就地上河吧，把堤壩修得牢固一些，河道約束得窄一些，再引附近河流的清水也來，起到加大流速的作用，將盡可能多的泥沙沖進海里去。
然而董安國作為索黨門人，怎么能夠照著明黨舊人的靳輔辦事呢新官上任三把火，這已經成地上河的舊河道，咱不要了。咱們挖一條新河道出來，再把黃河水引入新河道去入海。
這想法有錯嗎
乍一聽也沒錯啊，規劃起來的新河道比中運河還短不少呢。當初靳輔不也是勞民傷財挖了一條中運河嗎董安國挖一段新黃河怎么了
之前大家覺得沒怎么，加上江南那片兒可以算是太子爺勢力最大的區域了，馬上錢財人力到位，就開始挖。
當然了，黃河要改道，也免不了是要修“攔黃壩”去變換水流的走向的。硬生生讓黃河改道的堤壩，那規模也是不小。
人工河和大堤壩，預算驚人。驚人的預算背后也伴隨著驚人的利益。但凡聽說過董安國這個計劃的人，都知道他肯定是得從里頭貪一些出來的了。但想想董安國背后的人是太子，錢進了太子爺的口袋，等他登基了，不還是大清的嗎再加上董安國是康熙爺自己提溜起來的，再再加上對于京城許多達官顯貴而言，只要運河好好的，有足夠的糧食布匹、珠寶奇珍運到京城來，管他入海段怎么受災呢。總之，在種種陰差陽錯的原因之下，這個讓千年河道一朝變遷的事兒，沒怎么討論就被落實了。
但事實上，當那張粗糙的河道轉向圖懟到眼前的時候，就連對水利只懂些皮毛的八貝勒都沉默了。
好家伙，黃河拐了兩個九十度的直角后才拐進新河道。更離譜的是，拐角的地方只修了“攔黃壩”一座堤壩，附近沒有任何防止泥沙淤積的輔助措施。靳輔在中運河分流處設置的輔助性水閘可是以百計數的，就這還憂心天威不可阻擋。董安國這個要不是藝高人膽大，要不就是門外漢。
事實證明，他是后者。
被緊急召入京城的水災區官員跪在乾清宮的地板上哭得稀里嘩啦。這人雖只是個縣令，卻是膽大嘴順的，開口就是猛料。
“治下出如此慘絕人寰之事，微臣萬死難辭其咎微臣僅有的愿望，就是請皇上撤除攔黃壩，恢復黃河故道新河乃人力所挑，河道狹窄，其淤積之速甚于故道，不過數月，水漲四尺有余，況經年乎”